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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少安:从供求两侧考虑我国农业安全

时间:2021-08-15 14:12 作者:admin

  :本文认为食物安全或粮食安全的根本是农业安全;中国的农业安全、从而食物安全问题根源于中国巨大人口总量、从而巨大食物需求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问题的思路、政策和措施,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统筹考虑;供给方面,影响中国农业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可农土地数量和质量、以种子为核心的农业技术、物种和资本,而且是四位一体、相互关联的。资本市场是现代开放金融体系背景下影响农业安全的新因素。国际供给是被有效利用还是被控制,取决于上述四个因素、特别是农地是否安全;需求方面,控制人口总量、从而控制总需求是战略性的,优化需求结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有很大的缓解食物安全问题的空间。

  人多地少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吃饭”是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所以理论界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在此不再综述),围绕粮食安全的有关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优化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措施的主体内容之一。但是,综观既有研究,基本上都是从供给方面进行的,政策和措施也主要立足于保障供给,这当然很有必要,也富有成效。但是,需求方面、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以及供给和需求内部的统筹分析,对于学术研究和政策措施来说,都是必要的。本文的特点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考虑中国农业安全、从而食物安全,特别是需求侧的分析;对供给侧的分析也突出多方面一体化。

  中国的政策和学术讨论话语体系中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有所不同,至少侧重点不同。“粮食安全”一般是相对人口而言粮食“是否够吃”。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即农业经济时代都很重要,新中国以来,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一直是治国理政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而“食品安全”或“食物安全”常常指“食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食品安全通常包括的指标有:基本的营养构成、有害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各种添加剂和激素、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要求;对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还有未有定论的方面,例如,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安全的影响。这一问题在中国的出现或严重化好像是21世纪初的事情,其实并非如此,只是21世纪初开始媒体不断曝光食品安全事故、同时政府加强了监管,不是意味着之前的食品更安全或问题更少,而是之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吃饱”,顾不上更多地重视安全问题。到了21世纪初,国民和政府终于把“如何吃好”的问题全面提上了议程和采取了措施。在国内,前者在国内归口政府的农业部管理,后者主要归口政府的卫生与健康委员会管理。其实,在国际上也有类似的分工,分别是联合国的世界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关注、致力的事业。英语中的粮食是cereals或者grain,即谷物,而“粮食安全”不是cereals safety或 grain security ,而是food safety 或者food security,是“食物安全”,应该food safety 或者food security更准确,因为安全与否是针对人类而言的,人类不仅食用谷物,还有其它食物,谷物也不都是供人类食用的。可见“粮食安全”被广义化为所有的食物安全、包括食物是否够吃和是否有害,也不是不可以,约定俗成即可。不过,无论谷物还是非谷物类食物,都是来自农业,不是种植业就是养殖业,不是天然水体中的捕捞业就是陆上自然界的采集业。自古至今,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类的食物还是来源于农业,变化的只是农业技术和农产品000061股吧)加工技术。可见,从供给来看,粮食或食物安全的根本或根基是农业安全,没有农业安全就不可能有食物安全,关注和讨论粮食安全问题的重点和基础是农业安全问题;“农业安全”大于“粮食安全”或“食物安全”,因为农业提供给人类的除开食物以外还有木材、棉花等非食物产品,即使可食用谷物也可以作为非食品工业原料;“农业安全”问题包括农产品(主要是食物或食物来源)供给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即“够不够”和“好不好”两个问题,虽然质量问题的一部分已经脱离农业进入加工工业、流通业和消费过程本身,但是,大覆盖面的、根本性的质量保障还是在于农业内部。决定农业安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农业作为食物的生产和供给产业,能够提供多少数量和多高质量的食品和食品原料,从长期和常态看,主要取决于可农土地数量和质量、生态状况、以种子技术为核心的农业技术、物种资源和资本等因素。

  首先是土地。第一个维度就是狭义农业用地即用于主要农作物种植的耕地。我国关注最多的所谓“18亿耕地红线”,实际上就是狭义的、最起码的耕地保障线。它确实是国家从粮食安全意义上确定的,十分重要。我国现在到底是否还有18亿亩耕地?如果按照静态质量标准,从卫星图片测算可能是有的,甚至超过,但是,实际可种植面积很可能没有18亿亩,因为:第一,地理因素和分配因素导致的田埂面积以及非硬化机耕道面积(平均6%左右)应该被扣除;第二,成片耕地中有部分不可耕土地应该被扣除;第三,已经圈为各种建设用地、实际上在长草的耕地,卫星分辨不出是草还是庄稼,这一部分也应该被扣除。如果动态分析,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建设用地对耕地占用的“占补平衡”原则没有落实到位,优质耕地占用了,而新造或改造的耕地数量不够或者质量达不到“基本农田”的标准。这种情况现实中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另一种情况,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或破坏导致耕地数量增减,例如,自然降水、植被等改善,使得原来不能作为的耕地或劣质耕地变成了耕地或优质耕地,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所以,对于耕地安全红线或警戒线,应该考虑以上多种因素,准确测度和把握。总体而言,因为我国还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耕地呈递减趋势,遏制这种趋势、走集约化的城市化工业化道路非常必要。

  第二个维度就是广义的农业用地或提供食物的土地。从能够提供食物的角度考虑农业土地,就不仅仅是种植业的耕地,而应该包括水体养殖、自然水产和草原、森林等提供食物的土地。那么,可提供人类食物的农业用地就是广义的,从数量维度,包括所有的耕地、牧业土地、可养殖水面,也包括人工果林地和能够提供一些食物的天然林地。例如,我国约400多万平方公里左右的领海,其中一些正在成为海洋牧场或海洋粮仓。还能到公海进行远洋捕捞获得食物;从质量维度考察,以上所有土地都有一个质量问题:一是天然的肥力或生产力;二是人工改造的程度;三是人为保护或被破坏程度或可修复程度。可耕但是天然肥力有限、改造成本非常高的土地,被严重污染、难以修复的土地(含水体),虽然有相应的面积,但是只能是劣质土地。纯技术的无土栽培的无形良田,应该视为“技术”而不是土地。因此,在测算农业用地时不包括“无形良田”。完全圈养的养殖业是需要各种饲料的,而饲料也是需要土地种植和养殖的,仍然是受农业用地面积约束的,因此,已经包含在“农用土地是否安全”之中了。

  其次,以种子技术为核心的农业技术安全。农业技术包括多方面、多环节,栽培、田间管理、加工、农药和化肥等。种子技术是粮农技术的“芯片”这一说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制种和品种改良,又主要分为植物品种和动物品种,主要靠生物技术。我国现在的种子技术和种子使用情况,有安全的一面,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就种植业而言,中国两大主粮即小麦和水稻品种的国产率高,基本上用的是自己的种子,而且有雄厚的科研力量和自己的顶尖科学家团队。但是现在每年还得花几亿美元、进口几千万公斤的作物种子。准主粮的玉米和土豆的种子相当大程度上依赖进口,一些粮食主产区的玉米已经大量使用国外优良品种;高质量、规模化的土豆种植也多数使用国外种子;大豆种子的产量和质量明显不如国外种子,导致干脆大豆主要依靠进口,国内种植基本失去了竞争力;作为蔬菜种植大国(每年约3亿亩)的中国,番茄、洋葱、胡萝卜、辣椒等的种子高度依赖进口。本人去过代表中国蔬菜生产水平的山东寿光以及潍坊其他地区多次调研,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几年其蔬菜良种的国产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一些重要的品种和最高新的蔬菜种植示范区的种子以及其它技术的对外依赖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设施农业示范区,栽培品种的种子依赖度很高,而且设施材料、管理技术等,都有很高的对外依赖度。中国养殖业的种子技术可能更加令人担忧。中国农业大学李宁教授公布过他的研究和统计结果:“在我国的养殖业规模化生产中,肉鸡进口品种占比达100%、奶牛为95%、种猪为92%、肉鸭为90%……本地品种的市场占有率平均不到10%。”(李宁,2014)。至今几年过去了,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种子技术的落后和良种的对外依赖,虽然短期内对提高产量、保障供给有很大积极作用,但是,从根本上对我国农业安全和食物安全构成威胁。因为种子对外依赖,不仅丧失了种业作为产业发展的超额收入和利润,而且国外可以在种子供应方面对中国“卡脖子”;不仅在种子环节受制于人,而且在后续的、由特定种子所决定的种植技术、化肥和农药、管理、加工技术等多个环节很大程度上失去选择的自主权。因此,如果中国的种子技术不能主要自主研发、占住高地,即使动植物养种在中国大地,中国的农业也是不安全的,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装的是中国饭菜。中国必须把种子的基础科学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当做基本的公共品生产。有一些领域的种业科学研究和基础技术并不落后,关键是这些技术如何产业化、变成规模化的种植和养殖,研发与产业化的对接机制要健全。要把种业作为农业核心的、战略性的高科技产业来发展,必须有一批中国自己的、高科技龙头种业企业,需要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合力作用。

  第三,生态意义上、对农业安全有重大影响的物种安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来生物入侵,例如,一些植物品种失误性进入后,无约束地繁殖生长,导致土地、甚至耕地不能再正常种植农作物或者对原来的非作物性植物产生毁灭性、压倒性侵害,打破了生态平衡,要清除或控制,需要付出巨大成本;一些动物品种被引入,导致本土动物品种的压倒性抑制甚至灭绝,例如一些外来水生动物品种对本土鱼类生存的危害;一些外来动植物病虫害由于没有天敌而对本土农作物和其它植物的毁灭性破坏。这些多数是因为动植物海关检疫检查不周和缺乏科学知识的放生行为所致。二是物种资源外流。国外科研机构可以利用我们的种质资源研发出优良品种,再高价卖给我们、甚至约束我们。本人所见所知的现象有:一些国外机构和科研人员来中国以科研方式采取中国的物种资源和物种的基因和病虫害情况;不少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在与国外机构和人员合作中,无意识地充当了国外采集和统计中国物种资源(甚至人种资源及其疾病信息)的工具,对方提供非常少的经费,我们充当了廉价劳动力。本人在评审国际合作项目中否定了不少这种项目,但是肯定还有不被否定而立项的,也亲眼看见有科研团队做了不少类似的“科研课题”。三是国内自己对物种资源破坏,使得物种和种质资源损失严重。由于人口众多、城市化工业化规模扩大,人类活动的范围和深度难以遏制,使得许多丰富的野生物种资源快速减少,原来常见的物种都灭绝了;为了追求产量而使用进口品种,原来本土常用、虽然低产但是质量高、而且可以作为品种改良基础的动植物品种,许多因为多年弃用而灭绝了;为了追求产量,大量使用高效化肥农药,使得许多野生的水生、陆生、两栖物种灭绝;既有的种质资源,由于保护意识不够、技术不高、投入不足,没有得到应有的科学保护,例如,我国的种子库建设和相应的技术就不够。如果说品种改良和育种技术是种业的芯片,那么,种质资源就是制造芯片最关键、最基本的材料,是最基础的资源。袁隆平院士70年代能够培育出杂交水稻,很大程度上因为在野外发现了可杂交的野稻种,说明物种资源保护的重要性。种源种质既是自然资源及其保护问题,也是技术问题。

  对中国而言,食物安全的底线在于保护好耕地,上限在于技术进步,因此,藏粮于地是基础、藏粮于技是不断提高安全水平的保障、适度藏粮于库是短期调节的措施;对生态和技术意义上的种子,既需要“藏种于地”(野外大地),也需要“藏种于库”(种子库)和“藏种于技”。

  最后,现代农业中越来越重要的资本安全。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对农业基础设施即公共物质资本的投入,主要包括基础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基本农田建设、生态安全设施建设、食物主要是粮食储备体系建设、种子库建设、重大灾害应对的硬件设施建设等。这些公共物质资本的规模和质量是保证我国农业安全的重要方面。这些资本主要还是投在土地上面、有利于提高和稳定土地的生产率和保障能力,可谓“土地资本”,也可以归于广义的“土地”,是“地力”的非自然部分;二是现代开放金融体系背景下农业在资本市场维度上的安全,也就是防止外国资本通过资本市场对我国农业核心技术、核心产业、核心企业合法实施战略性控制。直观层面看,种子还是中国的种子、技术还是中国的技术、产业和企业都还在中国大地上,但是,外资可能已经通过资本市场对中国相关的核心技术企业、从而产业实施了实际上的控制,因此,主动权、话无权、决策权已经丧失或部分丧失。我们曾经对国际上主要的私募基金公司进入中国后的全部活动轨迹进行了跟踪研究,发现具有明显的通过控股方式对中国战略性产业(农业是重点之一)实施战略性控制的意图,基本套路是:先以少部分资本或比较新技术作为资本参股中国企业(合资),股权比例很低,然后介入管理,全方位高成本地开拓市场导致公司亏损、股价下跌,再低价收购股份实施控股,达到控制企业和产业的战略目标。这是新型农业(也是其它产业)安全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且采取防范措施。中国资本市场处于初级阶段,技术、经验、监管体系等多方面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可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已经开放,更需要从产业安全角度强化观念、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和监管水平。

  以上都是从国内供给侧考虑的农业安全,其中大部分因素,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都已经明确强调了(中共中央,2020)。还有一个开放条件下食物供给问题。国际供给对中国粮食安全有什么影响?有两种不同情况:如果上述国内几个方面是安全的,国际供给就可以被充分利用、补充国内供给。综合考虑价格、质量和国内耕地配置结构等因素,甚至可以加大进口额度;如果国内上述几个方面存在问题,例如耕地减少、技术落后等,图一时国际价格低廉,那么,无论长期和短期,不仅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被国际供给方利用,而且可能被卡脖子,成为遏制威迫中国的手段。例如, 21世纪初以来,我国农民确实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耕地抛荒现象,包括全部弃耕、不完全抛荒或半抛荒(一年可以种2-3季的只种1季),政府从粮食安全角度对农户的耕地抛荒行为采取了严厉的监管和惩处,结果监管基本无效、甚至落入“监管陷阱”。如果农民没有毁坏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只是抛荒,政府根本不用监管,就当是“休耕”,中国耕地也是需要和可以休耕的,说明中国食物不短缺,可能是国内实际种植面积上的产量足够保障供给,也可能是国际市场上性价比更高,进口补充或挤占了国内供给,这完全是合理又安全地利用国际市场、分享国际分工的红利。有耕地和技术储存,如果国际市场价格提高到足以使得农民种上抛荒的耕地,农民自然不会抛荒,不会影响中国食物安全;但是,如果耕地被破坏或他用后不能恢复了,就会真有安全隐患。所以,与其监管耕地抛荒,不如加强对耕地破坏和非农占用的监管,这种监管成本低、可行(黄少安和李业梅,2021)。

  在既有的关于中国农业安全、从而食物安全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导向看,几乎都是供给侧的,研究如何从各个方面保障数量、质量和优化结构。可是,新中国以来(历史上也有)为什么始终都存在或担心粮食安全问题?看起来是一个供给问题,其实需求因素不可忽视,应该更多的是需求因素导致的,至少在考虑农业安全、从而食物安全时,不能不考虑需求因素,采取对策时,必须同时着力于需求侧。需求侧可以从三个维度考察:总需求、需求结构和消费方式。

  首先,巨大的人口总量决定的巨大需求总量与中国的农业资源之间存在比较尖锐的矛盾。中国大陆现有总人口14.05亿,加上港澳台,约14.4亿,而且还在以每年500万的自然增长速度递增。巨大的人口总量实际上远超出土地资源的最优承载量。“吃”是最起码、最刚性的需求,而食物来源主要是农业,其他的需求也会挤占农业资源,例如,工业化、城市化要占用土地,即使单纯农业经济时代的农民盖房子、日常生活等也占用土地和木材等。为什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众多国家几乎从来不存在战略意义上的粮食安全?因为他们几乎从来不存在人口数量、从而食物需求与资源的矛盾。

  可是,现在中国有着巨大的民众群体和众多的精英人士认为中国人口现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似乎有诸多理由否定计划生育、鼓励多生孩子、增加人口。主要说法之一就是:中国土地广大,人口密度不高,比中国密度高的国家和地区许多发展很好,没有人口压力。例如,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却成为高度发达国家,同样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印度人口密度高于中国,他们没有食物安全问题,也不需要控制人口数量。国人对日本的资源与人口的关系长期以来有认知偏误。大体数据是:中国现在陆地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50人左右,而日本330左右,日本确实远高于中国。可是,中国五分之二国土面积(大体以所谓的“胡焕庸线”为界)不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却艰难地生存着超负荷的人口;中国东南沿海省份人口密度都在400人以上,上海、北京、天津、香港、澳门、江苏、台湾、山东、河南、广东、浙江、安徽、重庆、河北、湖北、湖南等16个省市区的人口密度都在330人以上,全部超过日本,超过500人的省市起码有10个。就是说,在中国,适合人类生存的国土上人口密度远超日本,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土地上也有大量人口;中国陆地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日本少得多,只有37万多平方公里,可是日本领海面积约4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海约400万平方公里左右,多于中国。日本国民日常饮食的主要来源是海洋,而中国主要来自土地。我们不能用一个以土地为主的农业文明民族的资源观去判断一个以海洋为主的国家和民族的资源状况;关键是:人口数量级不同,日本1.27亿,中国14亿多,对本国和全球食物资源的压力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再说印度,印度总陆地面积约298万平方公里,到2020年总人口已经接近14亿,密度已经达到470人左右。应该说,印度面临巨大人口压力,印度不是不为人口问题担忧,不是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上个世纪50年代就实施,现在正在制定新的政策,但是,因为宗教和政治体制等因素,计划生育政策收效甚微。而且,从农业安全从而食物安全角度考查,印度约有16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国土面积的50%以上是耕地,而中国的耕地面积现在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如果认可18亿亩耕地,就是120万平方公里,比印度少了不少,而耕地是是食物的基础。因此,不要误读印度的人口问题、对人口问题的态度和人口与食物之间的相对状况。

  我们有一个测算,既考虑人均自然资源、又考虑技术进步、也考虑人们生存发展机会以及生产生活舒适度,再考虑保证大国综合国力对人口数量需要,中国人口最优规模应该是8亿左右(黄少安,2020)。当然不是说超过8亿就不能活或一定活不好,只是阻碍国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更多的努力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所以现在的中国根本无需担心人口增速放缓,更无需担心人口总量递减,即使未来这一天到了,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其实更早到来会更好,我国现在的扶贫压力、就业压力、养老压力和生态压力等就不会这么大。

  还有专家从制造人口红利、拉动经济增长、解决老龄人口比例提高的角度鼓励放弃计划生育、甚至奖励生育。中国过去几十年,因为有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资源,又刚好处于发展的中前期,利用既有人口红利和劳动力优势是合理的,不利用就是浪费资源,也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在质量比较低的状态下高速增长。但是,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红利递减、工资成本递增,是必然的,也是促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不能再去制造人口和劳动力红利。“资源诅咒”规律告诉我们,这是很不明智、甚至危险(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井)的思路。更何况我国现在人口红利仍然巨大(劳动人口远大于需要抚养的人口),按照既有法定退休年龄,有劳动力9亿左右。我们用三种方法、分两种情况测算:考虑技术进步,我们多了3亿,不考虑技术进步,多了1亿(黄少安和孙熠譞 ,2017)。所以,我国现在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红利还很多,只是与过去比较在递减。鼓励生育可能一定程度上有刺激消费和房地产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多生孩子就会降低孕妇产妇的劳动参与率和提高抚养比,通过减少家庭收入降低消费能力,从而降低消费对增长的作用。即使短期有一定的总量上拉动增长的作用,但是人口总量增加会延缓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现在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下降的真实原因,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由于收入水平高、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养老体系完善、保障水平较高,从而无需靠生育孩子作为未来保障,而是相反,因为收入水平不高、而物价房价高、孩子生育成本也太高,许多家庭想生而不敢生。一旦收入状况改善,中国不缺生育的积极性,难以像许多人士担心那样,会很快出现人口负增长;中国现在陡然出现的老龄人口比例提高,是特殊的人口增长历史和人口政策造成的“老龄潮”不是发达国家的规律性和趋势性“老龄化”,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养老负担陡然加重。上个世纪50、60年代“婴儿潮”,成为改革开放40年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力红利潮”后,现在成为所谓的“老龄潮”,他们同时也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者,其子女进入劳动年龄的时间与他们成为老龄潮的时间刚好吻合,形成老龄人口相对于新的劳动人口比例高的状态,其实每年新增接近1000万级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巨大、从而就业压力巨大。如果依据“老龄潮”判断中国进入老龄化阶段,很可能是误判,如果依据它放弃计划生育政策、放纵甚至鼓励生育,中国又将形成一定规模的婴儿潮,人口总量问题将加剧,人口结构不合理问题将重复出现。这样,中国的食物需求过大的问题将继续和加剧,战略意义上的农业安全、从而食物安全很难缓解。为什么大量种子使用国外的?一方面中国种业技术比较落后,良种缺乏,另一方面,需求太大,需要产量,等不及中国的技术进步。

  巨大人口总量决定了巨大的食物需求总量,从而决定了食物质量意义上的“食品安全”很难达标。因为巨大人口总量使得人均收入很难提高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多数居民只能比较长时期地处于中低收入状态,他们的消费主要是基本的、刚性的、巨大总量的食物消费,食物消费首先是有吃、够吃,吃好吃安全对他们来说比较奢侈。虽然他们也有食品安全的需求,可是对“食品安全度” 的“有效需求”比较低,因为支付能力约束而“愿意”买质量低、但是价格低的食品。如果政府不惜监管成本、全面实施食品质量高标准,农业产量和食物供应量将会下降,食品价格高涨,会出现低质低价的食物没有供给、合格高价的食物广大中低收入者买不起的局面。这也就是中国现阶段食品安全问题难以高标准解决、假冒伪劣食品屡禁不止的根源。政府因为管不住众多中低收入消费者,所以很难管住劣质低价食物及其原材料的生产者。

  着眼于粮食安全,中国的食物结构优化也有很大的提高安全度的空间。必需品的调整空间不大,但是,不少非必需品、甚至奢侈品是可以调整的。例如,大量酒类消费。根据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数据(不一定准,因为它一般只能统计规模以上酒业企业,小作坊和农民自家酿酒没法统计),每年酒类消费约消耗我国粮食的数量在1500-1800万吨之间,如果加上统计遗漏的,实际上可能超过2000万吨。酒类消费不仅几乎无益、而且有害;又比如大豆消费。大豆是中国居民获取优质植物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可是消费结构有非常大的调整空间。豆腐等许多豆制品是很好的食物,但是一些烟熏火燎的豆制品既不营养也不健康,还有大量生产和消费重口味的调味品——酱油,也很不合理。仅酱油,中国就生产和消费数百万吨,据统计,2019年中国酱油产量将近700万吨即140亿斤,每人每年消费10斤。如果每年全部消费的大豆都自己生产,估算需要7亿亩耕地,对中国而言几乎不可能,所以,只能大部分进口,据海关统计,2019年,我国进口大豆数量8851.1万吨,对外依赖度高达83%。如此大的进口量很容易被国外制约。因此,优化大豆消费结构、减少非必须甚至不健康消费,就是在提高我国的农业安全、从而食物安全度;又比如烟草。中国是世界第一的烟草消费和种植大国,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宣布的数据,2021年仅国家向农民签约种植烟草面积就达2118万亩。烟草消费是极端的奢侈性、大害无益性消费,却要挤占那么多耕地,而且烟草对耕地肥力消耗特别大。这是明显加剧农业安全的消费。

  消费方式和观念也较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农业、从而食物安全。我国居民的一些消费方式和观念确实需要、也能够改变,例如:每年用大量土地养殖小龙虾,全部自己消费。根据中国农学会农业监测预警分会统计,2018年养殖面积(水域)1680万亩,总产量为163.87万吨,而且一直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消费的方式基本就是大油大盐大佐料加工后“吃”佐料本身的味道,耗费大量辅助性食物、提供极少营养而形成大量垃圾。现在的方式其实从占用土地和浪费饲料原料两个方面加剧我国农业从而食物安全。即使养殖和消费,换一种消费方式应该更好,例如可以不直接吃小龙虾,而是加工成优质鱼粉钙粉饲料,转换成其它优质蛋白食品。我国一方面每年从国外大量进口骨粉、鱼粉生产饲料或直接进口大量含鱼粉骨粉的饲料,另一方面,用不合理的消费方式浪费大量高级饲料原料的同时制造大量垃圾;又比如,大量的肉类鱼类食材不经过剔骨去皮就进厨房、上餐桌,在增加厨房烹调麻烦的同时,浪费大量本可以用于生产骨粉饲料的原料,也产生大量垃圾,看起来好像是小事,粗略统计一下,中国巨大消费量的同时有着巨大浪费量,从节约资源的角度大有作为空间,而且容易做到;又比如,中国居民因为观念问题大量浪费食物,年纪大、经历过贫穷时代的人,因为穷而爱面子,请客吃饭浪费,没有经历过食物短缺时代的年轻人常态化地浪费食物。有非官方统计,中国每年浪费在餐桌上的食物达500亿斤,够3000万人一年的口粮。当然还有不合理储存、加工过程中造成的粮食浪费更多,不过不属于“消费需求”范围。也许这些数字不精确、不权威,但是肯定是基本反映现实的。

  总之,中国的农业安全、从而食物安全,无论数量安全还是质量安全,都是战略性的,需要长期重视。它根源于中国巨大人口总量、从而巨大食物需求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分析研究还是政策措施,都不能单方面考虑供给侧,而是综合考虑供求两侧。供给侧需要土地、技术、物种和资本四位一体地统筹考虑;需求侧需要通过控制人口总量从而控制需求总量、优化消费结构和优化消费观念以及消费方式。

  1.黄少安.人口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的两全机制——生育权交易机制的可行性分析.学术月刊,2020(10):32-40

  2.黄少安,李业梅.耕地抛荒和政府监管的理性认识.社会科学战线. 李宁.动物品种对外依赖局面亟待改观.中国科学报,2014-02-25:01

  4.孙熠譞,黄少安.劳动力短缺还是过剩?——对中国基本国情之一的澄清.山东社会科学,2017(8):131-137

  5.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年10月29日中国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0-11-04: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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