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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思考】非洲族群冲突的殖民统治根源|

时间:2021-09-14 03:26 作者:admin

  为何族群冲突更容易在前殖民地国家爆发?其根本原因在于殖民统治打断了非洲国家自然演化的进程,阻碍了非洲地区国族与国家认同的形成,人为塑造了孕育族群冲突的国内政治经济分配格局

  族群冲突是冷战后全球冲突的主要形态,非洲是族群冲突最为密集的地区。导致族群冲突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非洲当下的族群冲突不能简单归因为国民贫困、气候变化和族群仇恨等因素。追溯历史上的殖民统治及其后续影响考察是族群冲突的一条路径。根据系统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的统计,1990年至2019年全球范围内因族群冲突而死亡的人数接近300万,在发生重大族群冲突的国家,七成以上都有曾经被殖民的经历。为何族群冲突更容易在前殖民地国家爆发?其根本原因在于殖民统治打断了非洲国家自然演化的进程,阻碍了非洲地区国族与国家认同的形成,人为塑造了孕育着族群冲突的国内政治经济分配格局。非洲国家只有通过合理的国家制度安排与综合性政策,才能逐步摆脱殖民统治遗产对族群冲突的负面影响,探索实现国家建设与发展蓝图。

  根据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人类政治共同体的演化大体经历了家庭、氏族、部落、酋邦、国家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国在政治共同体演化上属于“早熟”,春秋战国后秦一统天下,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即诞生。大约在宋朝,类似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政治文化共同体雏形已成。欧洲现代民族国家诞生则要等到17世纪。自古以来,非洲地区有成千上万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共同体演化在缓慢进行中。根据史料记载,非洲曾出现过加纳王国、马里王国和大津巴布韦等政治共同体,但其发育进度远慢于中国和欧洲国家。

  然世界历史的进程并非人愿。15世纪新航路开辟到1884年柏林会议,欧洲殖民时代确立,除了埃塞俄比亚的整个非洲沦为殖民地。非洲从此经历了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的殖民统治。安哥拉1573年成为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殖民统治持续402年。卢旺达曾先后成为德国、比利时殖民地,持续62年。殖民统治改变了世界历史,也改变了非洲历史。为什么殖民统治是非洲国家当下族群冲突的罪魁祸首?

  首先,殖民统治打断了非洲向现代国家演化的进程。如果非洲没有被殖民,那么非洲很有可能通过自身逻辑诞生现代民族国家。人类学家已经发现在欧洲殖民之前,非洲已存在着许多不同发展程度、不同规模的政治实体。根据政治学研究中的国家建构学说和世界历史经验,这些政治实体可能通过战争、贸易、农业生产和地缘竞争等演化路径最终衍生出现代民族国家。在政治共同体自然演化的法则下,非洲不会是54个国家分立的格局,而可能形成多个大国林立的形态。非洲国家的国界也不可能根据经纬度等殖民势力地理自然线来决定,而更有可能是形成大族群或多族群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完全可能在国家构建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族群治理的成熟模式,族群冲突虽不能完全避免,但能够大大减少和遏制。殖民统治让非洲永远错失了这个历史机遇。

  其次,殖民统治阻碍非洲国家认同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族群之上还有国族,地方族群对国家的认同高于对本族群认同。国族和国家认同是族群分裂族群冲突“抑制剂”。欧洲殖民统治时期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通过扶植特定族群来压制其它族群。欧洲列强使用其占领区作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将其作为非洲国家的边界。这种武断且任性的边界划分使得同一族群的人口被切分到不同国家,跨界族群地区也因此成为独立后非洲族群冲突和社会冲突“火药桶”(图1)。独立后的大部分非洲国家虽有国家之名,但无国家之实。中央政府对领土和人口的控制非常有限。二战后的欧美国家形塑的国际体系和规范维护了非洲国家的边界,阻碍着非洲国家跨境的族群整合。简言之,非洲国家的诞生是殖民统治背景下的 “早产儿”,族群冲突也是国家建设不充分和国家能力不足的一个必然结果。

  再次,殖民统治形成了容易诱发族群矛盾的政治经济结构。殖民国对非洲殖民地的统治策略大体可以分为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两种(两种形态并非完全独立)。在间接统治之下,更可能形成非对称政治经济结构:殖民者利用小族群作为代理人,来统治大族群,从而形成大小族群在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结构中错位。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在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治改革和外部冲击下易引发族群矛盾。卢旺达在比利时统治期间由占人口比重不足两成的图西族来控制人口规模超过八成的胡图族,殖民时期小族群的经济地位和资源远远高于大族群,从而形成了非对称政治经济结构。这种所谓“以夷制夷”的统治术和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为卢旺达大屠杀埋下了伏笔。

  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人口规模占多数的胡图族通过选举控制了国家政权,为了争夺资源、进行土地分配和释放历史仇恨,胡图族和图西族的矛盾时有发生,1994年演化为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近百万图西族人被杀害。

  此外,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族群政党也和殖民统治有关。如上文所言,欧洲国家在非洲的殖民地政策本身是一种基于族群的统治模式(最极端的如英国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而非将不同族群进行有效整合的治理模式。这一点由欧洲海外殖民的掠夺性所决定。基于族群的统治模式使得族群成为一个社会动员的基本单位并延续到非洲国家独立之后。最鲜明的体现就是族群政党在非洲政治的广泛存在。族群政党通过族群地理、网络与动员来俘获国家权力,利用国家权力谋取一族之私利,打压其它族群,这进一步激化了族群矛盾。

  对族群冲突有效治理是非洲国家实现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的前提。尼日利亚北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和族群政治也密不可分。在马里,富拉族人和多贡族的矛盾也在越演越烈。非洲族群治理出路何在?殖民统治彻底改变非洲国家的自然演化,不可逆转,也无法改变。如果非洲国家无法通过改变历史来消除族群冲突。那么提高地方族群的国家认同和逐步消除非对称政治经济结构的负面影响是非洲国家处理族群矛盾的两个主要落脚点。

  一方面是提升国民的国家认同,打造国族,形成真正意义的民族国家。族群林立并非是族群冲突的必然原因,而地方族群认同强,国家认同弱则容易引发族群矛盾。由于国家认同脆弱,当族群之间剑拔弩张时,国家缺乏族群治理的权威。长此以往,国家认同更加羸弱,族群冲突陷阱难破。因此,一个强有力的国族是对抗族群分裂与冲突的“杀手锏”。国族并非是说一个国家由一个单一的纯粹的族群组成,而是说国民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要高于对本族的认同。如果卢旺达的胡图族人对卢旺达的国家认同高于对自身族群认,胡图人就不会因为本族的动员而对它族展开屠杀。提升国家认同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是一个艰难但必须去完成的历史任务。国家可通过权力分享、国民教育、语言政策、对外部压力的应对和系统性国家工程,甚至是国家健儿在奥运会上的成功等不同方式来养成和促进国家认同。当然,国家认同形成非一日之功,但只有民族国家才能从根本上抑制族群意识,从而将族群间的暴力冲突逐步消弭。

  另一方面是通过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和综合性政策来逐步消除殖民时期留下的非对称政治经济结构。考虑到非对称政治经济结构可能随时诱发和激化族群矛盾,逐步消除非这种殖民时期留下来的殖民遗产是非洲国家必须也是可能缓解族群冲突的一条路径。选举制度不必然带来族群冲突的解决,反而,建立在私有产权之上的政体可能已经固化了族群的经济分配结构。以南非为例,选举制度虽然赋予黑人族群选举的权利,但由白人占据土地的殖民经济格局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被独立后的产权制度所保护,南非的未来族群冲突有很大不确定性埋。

  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缓解族群冲突。尼日利亚在行政区划上将地方族群进行“条块分割”,将族群划分到不同的行政区。族群之间竞争和矛盾由此削弱。在中央政府层面,尼日利亚实行多族群权力共享,防止国家权力落入少数族群之手。鼓励跨族群政党的建立也是尼日利亚的一个创举,在国家领导人的产生中,候选者不仅需获得联邦选票,还需要获得三分之二行政区的选票且每个行政区选票不低于四分之一。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力阻止了“一族独大”和“多族分裂”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对抑制族群冲突善莫大焉。

  冷战至今,国家间冲突已大大降低,族群冲突成为了全球冲突的主要形式。非洲是族群冲突最为频发的地区,族群冲突也是阻碍非洲发展一个根本性约束。对非洲族群冲突的理解不能停留在短期性和表层因素(如气候变化和贫困),而要追溯到欧洲的殖民统治。殖民统治从外部打断了非洲国家演化的历史连续性,继而二战后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当时的国家体系下,很难再形成强有力国家认同,非洲国家在成为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还任重道远。殖民统治的另一个相对表层的因素是形成了非对称的政治经济结构,这个结构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制度中被强化或合法化,导致族群成为政治经济动员、资源竞争和社会仇恨的核心单位,非洲国家的族群冲突几乎无法避免。显然,非洲国家不可能回到殖民之前再重新走一遍国家演化史,但非洲可以在国家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政策方面强化国家认同,增强国家能力和权威,缓解乃至最终抑制族群冲突。只有这样,非洲国家才能真正去除和平与发展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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